进入腊月，年味浓了。下班回来，还没到小区门口，一股淡淡的炒米香已经悠悠地从远处飘来。我不由得嗅了嗅鼻子，加快了步伐，思绪却回到了儿时。
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，村子里有一位炒米师傅，依稀记得姓邓，瘦瘦的面庞，黝黑的额头上沟壑纵横，粗糙的大手不知是沾了煤炭，还是源自烟熏，常年黑黑的。他总是戴一顶皱皱的旧帽，边忙碌着，边笑眯眯地哼着小曲。一到腊月，他就开始大忙了。一天一个点，这一天专门就为附近的老乡们服务，炸玉米花，炸炒米。有时候生意好，一个生产小队就要忙活两三天呢。不比如今，当时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炒米。炒米不是零食，反倒和馒头一样重要，属于必不可少的年货。
一响炒米要一斤半米，一瓢米可以炸两响，够我们解馋的了。“炸炒米喽”，邓师傅一声吆喝，如同一个特大的喜讯很快传遍村庄。年幼的孩子们从家里舀来大米，“噌噌噌”，像蹦腾的马儿，像喜悦的雀儿，奔跑着，呼喊着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居然没有注意到瓢里的米撒落了几粒，后面的“跟屁虫”——几只大公鸡趁机啄了去，先解了馋。邓师傅刚放下担子，我们几个便簇拥着围住他，端着装满米的淘箩或水瓢，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炸炒米的“葫芦炉”，满是期盼。“排好队啊！一个一个来！”邓师傅娴熟地打开铁皮转炉，倒入大米，扭开一只小玻璃瓶，轻抖几粒糖精在手掌心，放在转炉里，用两根短铁棍交叉着用力拧紧转炉闸门，再悬空放平搁在煤炭炉上。随后他默不做声地坐在板凳上，有节奏地一手旋转着摇转炉，一手上下拉风箱，强劲的火苗“嗖嗖嗖”地往上蹿，舔舐着铁皮转炉。火力一弱，邓师傅便添上几块煤。那一招一式，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操控之中，正如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，多年旧业，熟能生巧。我们屏息静候，眼睛一刻不离转炉，细细听来，周遭仿佛只剩下火苗“嗞嗞”作响。几分钟后，转炉上的压力表显示火候已到，邓师傅便起身，轻轻一摇，炸炒米机便从炉子上脱离开来，有手柄的一端，被放进了大口袋。师傅看看四周，嘴角轻咧，喊一声：“要炸啦！”
胆小如我的早已吓得跑开，远远地躲在大树后面；胆子大点的虽然没走，也都捂住了耳朵，不过个个脸上都是喜悦。师傅一拉手柄，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大口袋处冒出团团白烟，慢慢散开，袋口弹射出一堆滑溜溜的炒米，圆滚滚地出炉了，香气也在顷刻间弥漫开来。伙伴们蜂拥而来，抓上一把就往嘴里塞。刚炸好的炒米，还带着热度，更香。稍稍冷却，会脆硬些，我倒是喜欢双手捧着，凑到嘴边舔上几粒，“吱吱”干嚼，炒米随即变软，香在嘴里，甜到心底……回家后，我会把炒米装进大大的炒米罐里，盖严实，留着慢慢享用。见我津津有味地吃着炒米时，母亲常说：“炒米有得嚼，没得咽的，不熬饥，不当饱，吃的就是个味儿！”对的，就是这个味儿，炒米独有的香味，时光将它烙在了我的味蕾上，慢慢地积淀成一种情结，流淌成一段文字，历久弥香。
走出记忆，走近小区，只见橙黄的路灯下，一位师傅在平板车上提着铲子忙碌着，原来他并不是炸炒米的，却是做炒米糖的。有点小失望，不过腊月炒米香却已镌刻在我的舌尖上，年年味浓，难以挥去。□倪玉琴